下午跑到旁边的东南大学打篮球，和同事一对一斗牛时，激战正酣！校园里广播突然响起平安夜的歌声，听起来如此的舒服，感觉心里一阵触动，一种很奇妙的感觉，犹如突然被一颗流弹击中，也许这在以后会成为记忆里一个画面！想起在学校里，同寝室几个人在一起过平安夜时，吃蛋糕，喝酒，如此快活！现在各奔东西，天南地北，在各自的路上奔跑着，不知道在别处的你们怎么样！

     洗了个痛快的澡后，决定到外面寻找一下平安夜的气氛，饶着小区走了一圈，小贩和往常一样叫卖，夜市里多了些圣诞的东西，旁边的学校还是冷清，一切没什么两样！想想感觉自己有点好笑，为什么要特地去寻找节日的气氛呢？也许平安夜的音乐打动了自己。

     平安夜祝福身边的人一切都好！

    

 

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

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

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与努力工作和牺牲。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
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

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址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 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
　　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
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

    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
由于在贫穷的环境下生长并且缺少应有的教育，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优雅的举止和基本的礼貌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着装笨拙粗鄙却不感到害羞。他们在青少年时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说谎并从别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与别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但无限制生育政策所带来恶果使得中国成为了无限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国

    这些输出也包括那些受过教育的劳力输出，除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实则和其他一般苦力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中国大规模生产的便宜产品降低了输入这些产品的地区的商业信用度

    由于技术落后，管理失败，中国制造的单位能耗要比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高出很多。因此，随着出口额的增加，中国在扩大生产的同时丧失着宝贵的能源。同时，这种行为也严重的污染了环境，使中国变为全世界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
目前中国正在遭受着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邪恶的折磨，即环境的破坏与人性的丧失

    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贪婪的本性，它们可以毫无保留的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即无止境的追求利润，忽视人的尊严。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狂热追求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品质漠不关心。
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这种优良品质，所以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这点上要远远胜于西方人。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补：即肉体和灵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层次。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
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获得占有了相当的知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

    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
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

    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
　　大多数中国毕业生对选择出国并为外国工作不会感到内疚，事实上他们首先欠下了中国人民在教育上为他们所做出的牺牲。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

     活的有点极端，每天在颠覆着自己和生活，感生命之渺小，如蝼蚁般卑鄙的活着；

     不知道有什么能支持心中的信念，见着生活的丑陋，让我感到遍身是伤；

     敏感的人啊，敏感的生活，如大海般起伏不止，身心很累；

     心中那一道温暖的阳光，在现实中找不到生存的夹缝，

     你所不屑的生活，你在默默的忍受……

     寻觅，你的价值何在？    

也许我瘦弱的身躯象攀附的葛藤，
把握不住自己命运的前程，
那请在凄风苦雨中听我的声音，
仍在反复地低语：热爱生命。

也许经过人生激烈的搏斗后，
我死得比那湖水还要平静。
那请去墓地寻找的我的碑文，
上面仍刻着：热爱生命。

我下决心：用痛苦来做砝码，
我有信心：以人生去做天秤。
我要称出一个人生命的价值，
要后代以我为榜样：热爱生命。

的确，我十分珍爱属于我的
那条曲曲弯弯的荒槽野径，
正是通过这条曲折的小路，
我才认识到如此艰辛的人生。

我流浪儿般的赤着双脚走来，
深感到途程上顽石棱角的坚硬，
再加上那一丛丛拦路的荆棘
使我每一步都留下一道血痕。

我乞丐似地光着脊背走去，
深知道冬天风雪中的饥饿寒冷，
和夏天毒日头烈火一般的灼热，
这使我百倍地珍惜每一丝温情。

但我有着向旧势力挑战的个性，
虽是历经挫败，我绝不轻从。
我能顽强地活着，活到现在，
就在于：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二十七年、二十六年、二十五年、十五年

青年，什么是青年？

青年，是大地孕育的奔腾江河；青年，是江河滋润的万顷沃土；青年，是沃土聚成的崇山峻岭，是峻岭托起的旭日朝阳，是朝阳烧红的浩荡云天！人生，人生的起点属于少年，顶点在于中年，终点归于老年。那么青年呢？青年是什么？少年人向往青年，中年人赞美青年，老年人回首青年。青年，正是青年，青年是人生的焦点。

中国延绵久远的史册从不曾忘却关注青年，白发苍苍的史官从不吝啬笔墨挥洒出一个个意气风发的青年。中国青年，什么是中国青年？中国青年，一组何等壮阔的群像！红缨在手，头顶兜鍪，弯弓搭箭，策马扬鞭，那是青年。青灯残卷，皓月鸣蝉，一管狼毫，洋洋万言，那是青年。伏阙顿首，宫门擂鼓，舍身犯颜，朗朗直谏，那是青年。雕梁画栋，翠瓦红砖，曲水流觞，佳人为伴，那是青年。青山绿水，荞麦花开，耕田犁地，命委皇天，那是青年。青年，都是青年！

长风浩浩，摇荡千年。宫室颓圮了，楼阁坍塌了，帝王将相成白骨，环肥燕瘦皆黄土。留下的，唯有一个个皇朝沉重的足音和一代代青年坚定的长啸。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北宋张载）”中国的青年何曾忘记如此铿锵的誓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中国的青年何曾抛却如此豪壮的理想……

是的，中国的青年不曾忘记誓言。是的，中国的青年也不曾抛却理想。

公元2006，我们一同纪念。

二十七年前，“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飞出清华园。二十六年前，一篇署名“潘晓”的文章震动全国。二十五年前，“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炸响未名湖畔。十五年前，“梅晓”的彷徨再次掀起时代的反思。1979年，1980年，1981年，1991年，见证了两代青年从激情滑至迷茫，从迷茫走向反思，又从反思归于平静的曲折历程。当如今的我们——新一代的青年人再一次回首纪念，或许，在我们为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青年人所走过的坎坷之路而惊怵感慨的同时，也能撕扯开捆缚心灵的囚衣，看一看，时代留给我们这一代青年的灵魂去解答的命题。

1979年12月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清华大学工化学系七二班在团支部主题为“建设社会主义”的讨论会上，率先提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的时代口号。而后，1980年1月2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中国青年》杂志1980年第五期发表评论员文章《一代新人的崛起——谈“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时代意义》。《人民日报》于1980年4月17日刊登文章《我们是怎样提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的》。而后，这一班组讨论会上的口号逐渐传遍大江南北，为中国青年所接受，成为八十年代初期，第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青年口号。

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从第5期到第12期，《中国青年》关于“潘晓”讨论一共编发了110多位读者的110多篇稿件，约十七八万字；在讨论开展的7个月时间里，编辑部共收到来信来稿六万多件；讨论期间，《中国青年》的发行量由325万急剧上涨到397万。全国范围内一场关于青年人生观的大讨论已然拉开帷幕。

1981年3月20日，世界杯排球赛亚洲地区预选赛决赛在香港举行，中国男排代表队在先失两局的劣势下连扳三局完成逆转，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光辉胜利。亿万国人狂喜欢腾，北京大学学生上千人涌出校门，上街庆祝，并在游行中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1981年5月4日，《人民日报》再次提倡“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并引用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名言——“吾族今后知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以激励国人，启示青年。“团结起来，振兴中华”，遂成为八十年代初期的时代最强音。

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两句口号、一篇文章，何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足以撼天动地、席卷神州，激起共和国青年的热血和激情，以至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的光荣和梦想？为什么？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青年人，刚刚拨开文革红色天空中热血一般滚烫的云雾，拍尽身上烈火燃烧之后留下的灰烬。青年们赫然发现，一夜之间，曾经信仰的通天塔訇然倒塌，曾经崇拜的伟人正缓步走下万人托举的神坛，曾经为之奋斗的一切似乎变得一文不值。是的，当国家在卸下重压、终于得以舒展筋骨之时，最激烈、最果决、最蓬勃的青年人却迷茫了。该相信什么？该抛弃什么？该坚持什么？该批判什么？青年们衡量价值的体系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评判世界的标准出现前所未有的混乱，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青年人如同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他们的心被撕扯着，承受着鹰啄般的剧痛！寻觅开始了。自觉或不自觉地，青年们的精力开始汇聚，汇聚的焦点只有一个：寻回价值！

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称：“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底中

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公报这样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解放思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真理标准讨论不是青年们自发的、朴素的价值观讨论。但是，其结论却鼓舞了那个时代的共和国青年。是的，实践！通过实践检验真理！青年们的思想似乎豁然开朗，价值被寻回了！

价值真的被寻回了吗？如果青年们的价值在1978年就已经得到了重建，那么，八十年代初轰轰烈烈的讨论为什么还会产生呢？

价值的寻觅仍然在路上。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论断所破除的是“两个凡是”的政治迷信，是政治观念的重大变革。确然，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相对正确的，但对实践的重视本身并不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价值观所要解决的恰恰是如何指导实践的问题。实践之后，由结果可以检验价值观的对错，由过程可以衡量价值观的差异，但价值观本身却不能被“实践是唯一标准”所替代。一个人的价值观应当能够回答：实践的目的是什么？实践的过程该是怎样的？怎样的实践是对的？怎样的实践是错的？诸如以上命题，都不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能够回答的。

青年们的价值仍然掩映在群山之中，云遮无着。然而，社会却没有体谅青年们的迷茫彷徨，一只无形的大手直插进共和国刚刚平息的千叠波澜中，狠命地搅动起来，沉渣泛起，一片混沌。改革开放的大潮呼啸而来。青年们心中理想与现实的距离被撑离得更加遥远！

国人开始追逐各自的私人利益，而非共同的社会理想。求发展，求发展，怎么求发展？富起来，富起来，怎么富起来？国家不提供答案，个人便有了自己的答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投机钻营者捷足先登，老实木讷者落于人后。人类从创世之初便带来的自私自利，挣脱意识形态的强烈束缚之后，曝露在中国的光天化日之下。青年们震惊了。政府宣传的教条与现实相去甚远，本该轰轰烈烈的人生却平平淡淡，本该无私奉献的国人却追名逐利。共产主义的理想呢？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呢？先人后己的风尚呢？哪里去了？哪里去了？究竟哪里去了？

潘晓，并非一个真实存在的二十三岁女青年，而是千千万万中国青年的缩影。《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们深入工厂、农村、学校、机关，在接触大量青年实体之后，以两名青年——黄晓菊和潘——为典型，并依照他们用心写就的稿件文章为蓝本，去芜存菁，综合成反响强烈的《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终于竖起了思想开禁的旗帜，为青年们寻找价值的征途拓宽了道路。

女青年黄晓菊初中毕业时被分配进工厂。她相信爱情的纯洁坚贞，但遇到的却是背信弃义之人；她相信工人是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却发现他们只是庸庸碌碌的、纠缠于柴米油盐的普通人。在深刻的失望之后，她喊出了：“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就是这句话，日后成为了全国人生观大讨论的标题。

男青年潘，当时是北京经济学院的学生。家庭的不幸造成了潘心灵上的创伤，并塑造了他敏感的性格。潘身体不好，在大学里不合群，较为孤僻，并且自杀过。

潘和黄晓菊两人的名字各取一字，“潘晓”由此诞生。

在文章中，“潘晓”写道：“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他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人生呵，你真正路出了丑恶、狰狞的面目，你向我展示的奥秘难道就是这样？”“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这一声呼喊，如同扬天一鞭，击破了万马齐喑的沉默，瞬间激起了东南西北一片回响。思想的禁锢在如此浩荡的震动中崩断。青年们将曾经狂热地投向翻卷的红旗和威严的天安门的目光拉回身边，投向自己的人生和内心。这不是一种价值体系的堕落，而是青年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关注人，而非关注政治，关注自身，而非关注领袖，国家价值观的探索重新归于人的价值观的寻觅，青年人距离重建价值，更加接近了。

“这样大规模的讨论，再也不会有了，潘晓是一个符号，他属于那个年代。”时任《中国青年》总编辑的关志豪说。

但是，讨论不过拓宽了道路，却还没有指向终点。终点究竟在何处？青年一代的大学生借着开放的东风和被压抑已久的求知欲的驱使，开始向西方探求。

“行动吧，在行动的过程中就形成了自身，人是自己行动的结果，此外什么都不是。”“存在先于本质。”萨特的存在主义对人的尊严的捍卫和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使得青年人找到了自我意识的理论基础，其精神更鼓舞青年们建立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体系。“上帝死了。”尼采的超人哲学对于人超越自我可能性的肯定更加深了青年们自我意识的膨胀。

然而，其对权力意志的绝对崇拜和超人哲学中非理性的成分却与青年的现实生活发生了抵触。萨特与尼采也在热潮退去之后，逐渐为中国青年所遗忘。

然而，这一时代的青年人已经进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认识到自我价值的重要性，并越来越关注个人利益，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开始抬头。另一方面，社会要求人的奋斗和自我约束却与从自我出发的价值体系大相径庭，南辕北辙。面临曾经的理想主义价值观和现实主义价值观的矛盾冲突和痛苦抉择。青年们再一次陷入迷惑徘徊。

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成为了暂时遏制向自我意识中心堕落和缓和两难抉择的吗啡——镇痛剂。八十年代的青年人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并不是偶然的。在经历了突然睁开双眼看清国家的贫弱落后局面这一初期的惊诧和痛心之后，中国的青年们毅然承担起沉重的社会责任。我们的父辈没有退缩，也无可退缩，他们的肩膀虽然历经坎坷，却决然地扛起一座巍巍江山！牺牲，他们愿意做出牺牲，贡献，他们愿意做出贡献。没有狂热，没有浪潮，他们以共和国青年的良心，承诺下一辈子的誓言。

可是，青年们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和振兴中华的热切愿望，与自我意识的益加膨胀相互交织，竟然孕育出依靠激烈极端的群体运动改造中国社会的企图，这是令国人始料未及的。而八十年代末的“学潮”，正是各种复杂因素诱导下这一企图的产物。

“学潮”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青年的价值观重建，政治热情进一步消退，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进一步扩大。某种意义上，国家也助长了这一倾向的发展趋势，因为“学潮”的代价毕竟太过沉重。同时，九十年代的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迅速深化，随之而来的是利己主义的泛滥和理性的现实主义大行其道，理想主义的力量日趋没落。青年们对于社会主流价值观变迁的敏感性正在这时再一次显现。

1991年上海《青年报》发表的署名“梅晓”的来信。在信中，梅晓写道：“现在人注定要捧着灵魂生活，既不愿把它交给天使，因为这样太吃亏，也不愿把它交给撒旦，因为这样太卑鄙。我想问，在今天，天使和撒旦的分别是什么？有没有既不太吃亏又不卑鄙，既完善人格又不碰得头破血流，既有价值又不失感官生活的快乐之道可走？”这封信，似乎又标志着另一次价值观讨论的开始。

如果说“潘晓”与八十年代青年们所探讨的是“为什么活”这一形而上的命题，那么，“梅晓”所提出的就是“怎么样活”这一纯粹技术性的问题。价值观的追寻已经逐渐被撇开，青年们开始接受现实的看待世界的眼光，理想主义的评判标准正一步步走向衰微。

这究竟是青年的妥协，还是青年的成熟？究竟是社会的堕落，还是社会的进步？几乎没有人能够真正回答。

如今，据“梅晓”的文章发表也已过去了十五个春秋，现在的青年是一代怎样的青年？中国的未来又会是怎样的未来？作为青年的一员，我试图回答。

历经二十八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早已不是曾经受体制严格约束的中国。虽然体制的力量仍旧无法消除，也不肯能完全消除，但针对于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障碍已然无可争议地减少了许多。中国人的价值观前所未有地呈现出务实、理性、多元的特点。理想主义的

成分在社会主流价值观中所占的比例大幅度降低，而现实主义的成分却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在为了个人或家庭的利益奔波，极尽可能增益自身，并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损抑他人。中国和平发展的远景目标对于普通人来说不过是报刊或电视新闻的标题。很少有人实实在在去思考自己为社会所作出的贡献。在衡量成本与收益之后，绝大多数人认为，先己后人是最为合理的取舍标准，而金钱、权力和名望较精神追求更加重要。

在青年身上，这样的特征也是明显的。

如今的青年面对更为沉重的竞争压力和经济负担，需要处理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权衡抉择。青年们的精力更多地被花在争取优质的教育机会、获得稳定的工作岗位、建立和谐的幸福家庭上。却较少地投身社会公共事业，也较少思考社会现实和将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更有意识地避免参与集体政治活动。在现实的社会中，青年人也越来越现实，距离“理想”也更加遥远。

以上所提到的“理想”，都不指人生的阶段目标，例如谋取职位、攫取财富。这里的“理想”指个人对社会、民族、国家、世界规范性的标准以及为使社会、民族、国家、世界得以达到标准而对个人自身所作的人生要求。它是宏大的、抽象的，甚至形而上的，它是个人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集中体现。

但是，现实主义的价值观其危害也是不容忽视的。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取向，并会为之奋斗，而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不形成正确的主流价值观，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就好像无数匹奔马被套上了缰绳却朝着各自认定的方向拼命挣扎，社会发展的马车即便不倾覆，却也寸步难行。

那么，如何才能引导社会成员自觉地百川归海，汇聚成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主流价值观呢？在这样一个利益为上的社会，理想主义的口号能起到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了！

是的，利益。

只有依靠利益的驱使才能再一次引导社会大多数人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而在达成这样的目标之前，利益补偿已经势在必行。（见《弥合中国》）

团结中国的重点必然落在利益的再分配之上。那么青年人呢？青年人的价值观怎样得以重建呢？

青年益发现实的原因在于他们感觉到理想的无力。他们越来越感觉到理想的现实作用难以实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抛弃理想而关注现实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但是，青年人还没有看到，未来的中国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和严峻形势，青年人也没有去思考自己将会对社会产生的巨大作用。在这样的前提下，希图引导青年们重新树立理想并为之奋斗是困难的。

只有当青年真正认识到自己理想的力量，并意识到自己将会承担的社会责任，才有可能再次让青年的热血燃烧、青年的激情澎湃，时代的铁流才有可能再一次浇铸成前进的丰碑。世界终究是我们的。青年，看一看我们的中国，一片繁荣却也危机四伏的土地。看一看我们的双手，必然扼住时代的喉咙。中国！青年！一旦青年的个人价值取向与社会的现实要求相互统一、紧密联结，中国就是有希望的，青年就是可信赖的。

中国青年寻找价值的道路仍然向前延展着，曾经的崎岖坎坷，曾经得起伏跌宕，如何不是我们这一代青年宝贵的经验和借鉴！价值，这一青年们终将思考并追寻毕生的主题，会引导中国走向何方，我们尚且不得而知。但灿烂的未来，是我作为一个共和国青年，必会一生坚守的信念！

“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食指《相信未来》）

市场本起源于西方，中国的儒家文化本来就不是最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土壤，现在要把儒家传统的诚信体系移植到市场经济中来，当然会面临很多重建的问题了。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礼仪之邦，但现在，这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诚信大国，却至今找不到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支点。过去经常被我们称为“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西方世界，现在看来，却要远比我们这个礼仪之邦更有诚信。

当我们谨慎地引入市场经济机制时，看到的除了市场的活力，还有假冒产品、虚假广告、坑蒙拐骗、骗税逃税、伪造假账、恶意拖欠等现象的泛滥。不讲诚信、欺骗欺诈已成为人人痛恨的一大公害，也成为严重制约中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一大障碍。

在我们生活中，从小学生雇“工”代父母参加家长会，到大学生公开雇人撰写毕业论文，到学者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而不脸红，到各类学校巧立名目收取费用，此类现象竟然无遮无掩，大行其道。我们真的应该担心，中国的传统“礼仪”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仍然能有活力。

很多人把这些不讲诚信的社会现象，都归结为西方资产阶级特有的、唯利是图的市场本性在侵蚀我们的肌体。可是，早在中国引入市场经济之前，西方学者就已经对中国的“诚信”伦理产生怀疑，作出了中国“诚信不良”的评价。比如，马克斯·韦伯在其1915年出版的《儒教与道德》一书中写道：“正如人们一再断言的那样，中国人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不诚实，与同样经历过封建社会的日本相比，日本人在零售交易中讲诚信，中国人在零售交易中也不讲诚信。一个商品的‘定价’，即使对中国自己人而言，也显然是虚假的。中国人彼此之间典型的不信任，为所有的观察家所证实。”

当前中国社会的诚信缺失的根本原因，要从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儒家伦理中去寻找。简单地把它归罪于市场经济，归罪于个人的逐利本性，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断。有人还提出要把中国的传统诚信体系移植到市场经济之中，构建起儒家礼仪与市场行为相结合的社会信用体系，更是一厢情愿。

儒家的“诚信”伦理思想以家庭和个人为中心，强调血缘共同体，强调由这种血缘关系组成的一种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秩序。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只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的“外人”则要有所保留。这种关系对我们今天生活的影响，同样是深刻的。比如，中国的家长从小就对自己的孩子说，“陌生人给的东西千万不能吃”，言外之意是，陌生之人，不可信也！

儒家的“礼”是要确立“君、臣、父、子”的差序格局，所谓“爱有等差”，就是在不同的等级中，爱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在这样一个等级森严的、封闭的熟人社会中，诚信没有平等和公平的含义。

西方当然也有欺诈，但从本质上来说，西方文化中的道德诚信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生活准则，它是对承诺和协议的遵守和兑现。西方社会形成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与合作，诚信的对象是整个社会上所有互不认识的陌生人，而不仅仅是熟人。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这两种不同的道德诚信演变出不同的社会形态。西方人的诚信理念是每一个人对任何其他人都有基本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责任的手段是社会契约，它从规定陌生人之间的行为准则，演变为维系市场经济的首要条件。

对中国传统诚信来说，五伦之外的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应遵循何种伦理准则，几乎是一个空白。尽管我们也从文化上对传统礼仪进行再造，但取而代之的是阶级标准和政治标准，“爱有级差”的道德标准最终演化为现代版的诚信等级。

其实，市场本起源于西方，它的一套运作方式，包括在市场经济下建立诚信，都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儒家文化本来就不是最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土壤，现在要把儒家传统的诚信体系移植到市场经济中来，当然会面临很多重建的问题了。因此，在当前的中国社会重建诚信，关键是要破除儒家传统诚信伦理中的等级观念。现在中国社会的一个问题，就是一部分人或者觉得另一部分人不可信，或者觉得他们太讲诚信了因而可轻易欺骗之。诚信应该是所有人之间的诚信，而不只限于某个群体或阶层。